《寻人启事》与科举制度
在兰州的街头小巷，不时会看到各种《寻人启事》，其内容以老年人和智力障碍者居多，概因这一群体自理能力差，容易走失。每当看到这些启事，总有一些恻然，心想他们的家人要不知怎样地着急。前几天，有一则启事引起我的注意，说的是一个15岁的中学生，因不堪学习压力而离家出走。上面附有一张照片，小姑娘戴着眼镜，很文静的样子。我不禁感慨，到底是什么造成这样的悲剧呢？是不是可以将矛头指向教育考试制度呢？但是，事情恐怕未必如此简单。由此，我不禁联想到科举制度。
从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设置进士科开始，到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正式废止，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整整存在了1300年。再如果追溯到西汉之策问，中国考试制度之久远，真令人叹为观止。只有在文化经济政治繁荣如中国，才能产生如此具有生命力的文官选拔制度。然而大多数人对科举制度的了解恐怕只是来自于中学课本。
孔乙己是中国古代腐儒酸丁的典型代表，然而把这个老实人推向火坑的，按照后人对鲁迅的解读，正是科举制度。不管这是不是鲁迅的本意，但是我们得到的结论是：万恶的科举制度的毒毒害了这个可怜人的躯体和灵魂，不止这个制度是有毒的，整个封建社会亦是有毒的，是充满腐朽气息的，是吃人的。想到这些，我总是想笑。犹如我们对《警察与赞美诗》的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是非不分，黑白颠倒，充满了幻灭感。好好的文学作品，被我们肢解得面目全非。中学的语文教师，精神上应该很矛盾吧。
两千多年前，有一个人叫董仲舒，有一种考试叫策问。儒学在中国主体地位的确立，与此两者有关。因为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了大一统的思想和独尊儒术的主张。这样横空出世的思想，遇上汉武帝这样雄才大略的一代明主，完成了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变革。从此以后，浩浩荡荡的中国历史，在思想界，有了领头羊。其后，很多精通儒学的人得到重用，儒学由此而渐入佳境。董仲舒和刘彻亦为中国儒学之繁荣，建立了不世之功。而这一切，和策问这种考试有很大关系。今日公务员考试之申论，似乎脱胎于此，但是今日之中国，要考出一个董仲舒来，谈何容易。
历史走到隋代，出了一个恶名昭著的人物叫杨广。但偏偏在他那个时代，产生了最严格意义上的科举，因为在大业元年，设置了进士科。这样一个伟大的事件竟然和这个姓杨名广的人联系在一起，多少让人有些遗憾，但历史毕竟是历史，我们无法更改。当然，这一制度的最终完善，是在很久之后的明清。但是在唐代，科举之发展，已是燕莺催促花枝忙，很有蓬勃之气了。有唐一代，诗歌之繁荣，与此有莫大干系。白居易之《赋得古原草送别》、朱庆余之《近试上张水部》皆是行卷之作。其后，这一有毒的制度不断发展，在其羽翼之下，产生了众多人物，概述之，有王维、张九龄、韩愈、柳宗元、刘禹锡、颜真卿、柳公权、白居易、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司马光、朱熹、包拯、寇准、张九成、张孝祥、范仲淹、文天祥、杨慎、康海、汤显祖、张居正、海瑞、徐光启、纪晓岚、刘墉、郑板桥、翁同和、林则徐、张謇、蔡元培。以上人物，只是冰山一角。说到这里，我们还能说科举制度有毒吗？以今日中国之繁荣昌盛，能产生几个以上人物？
儒学在中国的发展，逐渐产生了经典，四书五经，家喻户晓。到明代，体制逐渐走向死板，出现八股，禁锢了国人思想，诚为事实。但是四书五经等儒学经典仍然是思想与智慧的结晶，怎能否认。隋唐时期，四书五经乃至后来的十三经中的某些经典，成为小日本和朝鲜的学校教材和考试内容，其光华之灿烂，今天的我们，只能仰慕，不能望其项背。
今日，各种考试广泛应用糊名，而这种办法早在宋代就已产生。至于科举制度之没落，只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就如人有其生，必有其死。末路的衰落与昏聩，怎能掩饰其壮年时的奕奕风采。我们不能拿一个人最后的式微，来总结一个人的一生，功过是非，应当公允。孔乙己的悲剧，应该是整个社会的悲剧，今日离家出走抑或自杀的学生，亦应该由整个社会来负责，绝非单纯考试制度之能承受。拿鲁迅的片言只辞作为众多伟大王朝和科举制度的定论，显然是轻率的。
回到今天，在各种繁花似锦的考试面前，抑郁、发疯、离家出走、自杀的例子并非没有，我们不用特意举例，也许我们身边就有这样凄惨的故事。不想说别的，只是想要人们在评价古代制度的时候，想想我们今天的各种制度。如果说科举制度是有毒的，封建社会是万恶的，又拿什么理由证明今天的一切是新时代的呢？曾经为中国选拔过众多优秀官员、科学家、文学家的科举制度，背了这么多年的黑锅，应该还历史一个公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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