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rc57194 发表于 2024-10-15 01:41:46

升迁障碍的职场突破方法有哪些?如何预防? _ “唐书不如晋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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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书不如晋书”论中国书法史上,历来晋唐书法相提并论,后人学书,多从魏晋钟王、唐代颜柳入手。但若翻阅历代名家书论,“唐书不如晋书”之论调时常可见,如蔡襄《论书》:“书法惟风韵难及。虞书多粗糙,晋人书,虽非名家亦自奕奕,有一种风流蕴藉之气。缘当时人物,以清简相尚,虚旷为怀,修容法语,以韵相胜,落华散藻,自然可观。可以精神解领,不可以言语求觅也。”苏轼:“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便,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可见宋代蔡襄和苏轼对唐书不如晋书持有相同看法;米芾有“草书不入晋人格,徒成下品”之说,他对唐代书法攻击最为严厉:“欧、虞、褚、柳、颜皆一笔书也。安排费工,岂能垂世。大抵颜、柳挑剔,为后世丑怪恶札之祖,从此古法荡无存矣。”宋代书家站在历史高度,不满唐代追求楷书法度的极端而转向晋书的韵致,故有晋唐高低之说;而明代董其昌书法广取博收,《画禅室随笔》尽管晋唐并论,但叙述其书学经历:“初师颜平原《多宝塔碑》,又改学虞永兴,以为唐书不如晋、魏,遂仿《黄庭经》及钟元常《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丙舍帖》。”唐书不如晋书,在董其昌那里有一定程度的认同;明代后期黄道周哪里,钟繇之地位超过二王书法,王铎推崇“吾家逸少”以及米芾,临摹唐代楷书之作并不多见。可见很多有眼力的书法家绕过唐楷,直追魏晋乃至上古篆隶,这是值得令人深思的书法现象。
  今人丛文俊对晋韵唐法书风有非常精到的剖析,他较为客观公正指出晋唐书法各有千秋,“以书法艺术之表现力、继承与创新的潜力而论,晋书颇具优势,它与人的结合也最为潇洒、自由、情绪化、性格化的,其行草尤其如此。若求唐书一系,则首先要学会避免重蹈尚法之故辙,能自由始能化出,施之于大字,乃至于匾榜,即无往而不胜。”晋书风流蕴藉,笔短意长,后人难及;然唐书楷法严谨,笔力深厚,尤长于碑榜大字。“在经历千载的中国传统书学中,魏晋书风一直是一个不可逾越、不可企及的经典模式。后代人对这个经典模式的实质有一个恰如其分的概括:‘晋人尚韵’。而所谓‘尚韵’,其实就是对老子特别是庄子式的超然物外的空灵境界的向往和追寻。”晋书是魏晋玄学突破两汉经学思想背景下的产物,故书风有超道德伦理的形而上追求,而唐书有唐初重建道德伦理秩序的思想背景,故唐楷有浓郁的“道德”意味,这从颜真卿书法中的儒学敦厚、柳公权的“心正则笔正”、世人推崇虞世南书法的“君子”之风可看出。可以说晋书重视超越尘世的“山林气”,而唐楷则重入世的“庙堂之风”,晋唐书法标示了中国美学的两种辩证矛盾运动,在书法形式美上就是“韵”和“法” 的斗争和融合。尚意的宋书一定程度上是反叛唐法,融合晋书的高古意趣,因此苏轼书法有颜真卿和晋书的影子,米芾集古字,参以己意,个性更为强烈,然宋书受理学家朱熹的强烈批评,朱熹转向崇尚道德的颜真卿书法;元代赵孟頫不得不走“晋唐一体化”的复古之路,这里有外在政治原因和书法家本身命运影响;中国书法史,“韵”、“法”、“意”、“理”的辩证发展表明中国书法承载着难以调和的深刻矛盾。“唐书不如晋书”论多少有点“唯美主义”的超越指向,钟王书法直至明末仍然深刻影响黄道周、王铎、傅山等伟大书法家;而另一方面,唐代楷书作为实用主义的官楷样式,发挥着一种“人间秩序”的深层影响,更为突出的是颜真卿书法作为典型的儒家道德理想,其影响直至宋代朱熹、苏轼、明清倪元璐、傅山等等;“美是道德的象征”,颜真卿书法的广泛被认可得到一定程度的应验。但在“唯美主义”倾向的李煜哪里,颜真卿书法就是“并脚田舍汉”!由此可见,晋书和唐书的审美取向蕴含深刻、复杂的美和善关系。
  从中国书法帖学的角度来看,晋唐书风深层规约着中国书法的发展趋向。晋书近似道家,唐书近似儒学,而后又有禅宗思想的推动和浸透,因此唐后期有张旭怀素狂草、宋代尚意书法、明代董其昌淡雅书风的发展、融合,传统儒释道思想对中国书法美学取向影响深远。明代后期在帖学内部资源几乎耗尽的情况下,徐渭、张瑞图、黄道周、王铎、倪元璐等伟大书法家开始从书法形式美方向寻找突破,这就是大幅狂草作品的形成,明代后期狂草的突飞猛进,有政治、社会深刻剧烈变动的历史背景,也有朱熹理学、阳明心学、明末儒学矛盾运动的深层影响,也可以说是中国书法本身发展的某种必然规律,大幅狂草作品更能适应当时世俗化、多元化、商品时代的审美感官;明代狂草书法可以说是对晋唐帖学的总结、融合和突破,它使中国书法走向近现代。因此“唐书不如晋书”并非标明“中国书法退化”历史观,晋人以玄学开启心智,以性灵驾驭笔墨,这种近乎与生俱来、发自天机的艺术创造,绝非后人力求可致,“天下第一行书”只能是晋人《兰亭序》而非唐宋元明之书迹;但若持有书法退化观则不可取,“质以代兴,妍因俗易”,“驰骛沿革,物理常然”,时过境迁,书法也必然发生变化,后人若持书法退化观,一味臣服于晋代书风的高深景致,人人朝夕临摹《兰亭序》,书法言必称二王,不作创造性发展,则书法真的走向退化和死亡;翻阅中国书法史,唐书有唐书之得,宋书有宋书之意味,明代草书自有另一番境地。唐、宋、元、明伟大书法家在晋书难以逾越的高峰之外,都创造出书法的“另一个可能性”,这样的创造成就并不比晋代书风成就低多少。当然这样的创造是承认晋代书法的成就为前提的,即使沉着痛快、八面出锋的米芾面对晋代书法也有“时代压之,不能高古”的浩叹!从晋代书法的伟大成就,是否足以证明中华文明的早熟特征?因此后人面对二王经典帖学高峰的跨越创造,因而倍显艰难更令人敬佩。笔者经常将晋代张芝草书、二王《十七帖》等和明代后期张瑞图、黄道周、王铎等时隔近两千年的草书经典进行对比观照,这样的对比所获得的感受是触动人心的!晋代草书笔力深厚,用笔简约,笔短意长,境界高远;千年后的明代草书则取法广博,笔法丰富,结构复杂化,在彰显中国书法视觉意象丰富性上面却是极大的发展。尤其王铎不少草书如四十八岁作《触意之二首》、五十岁作《行书突兀岩峦五律条幅》、《白云寺五律诗》等等取法米芾,融合创造,并受阳明心学和时代世俗化影响,笔法、结构形式不拘一格,开始突破古典法则,具备很明显的“市民”气息。这些行草大轴没有刻意追求晋代的玄道高妙,也没有磨砺精深的唐代技法,也不同于宋书的尚意,他只是表达一颗当下的自然真实之心;王铎行草在晋书唐法之外开辟出了另一番境界,进一步拓展出中国书法表现的丰富空间。从审美取向上看,笔者认为中国书法大致经历晋代道玄书法的“山林气”、唐代儒学书法的“庙堂气”、宋代禅宗书法的“空灵气”、晚明阳明心学的“市民气”等几个最为典型的发展特征。历代书法家艰难继承和超越,使得中国书法从古典逐渐走向近现代。
  晋代书法似天地鸿蒙初开,书家模拟天地之气象融入人心,彰显天人合一之玄妙奥理;唐代楷则融合南北书法,规矩法度,重建人间伦理秩序。“唐书不如晋书”论彰显这个民族永恒的“天人合一”自由性灵境界追求。清代后期刘熙载《书概》说:“书当造乎自然。蔡中郎但谓书肇于自然。此立天定人,尚未及乎由人复天也。”若说晋书肇于自然走向极致,后世书法则从“由人复天”进行艰难突决。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魏晋玄学对两汉经学的超越,禅宗对儒道哲学的继承和发展,阳明心学对宋明理学的突破,昭示中国哲学自然和名教、儒道思想和禅学、人心和天理等难以调和的矛盾困境。中国书法也一样经历晋书韵致、唐代法度、宋书意趣、元代复古、明代尚态的辩证矛盾运动和发展。由此可见,“唐书不如晋书”论具备部分的合理性,审视这一论调,有助于深层把握中国书法和美学思想发展的特征,更有助于现代书法界如何接续中国书法发展的历史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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