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界寻求共识(转载)
2013年9月4日，中国学界28名学者签名发表了《关于中国现状与未来的若干共识》，因为是在牛津大学的会议上拟定，因此被称为“牛津共识”。
这份800多字的共识声明看上去有点大而化之，在爆炸性新闻层出不穷的中国当下也谈不上有多少影响力。但熟悉中国思想界内情的人知道，这已经是中国思想界近二十年来的破冰行为。
近二十年来，中国思想界不同派别之间的分歧、对立甚至已经到了水火难容、攻击谩骂的地步。用自由派学者秦晖的话解释是：“真正思想上的分歧我认为根本不会闹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只要闹到你死我活，多半是两个原因，一个涉及权力，一个就是涉及到利益。”如果说这样的大背景还不足以让这份“牛津共识”显得弥足珍贵的话，那么此次牛津会议的召集人、基督徒青年学者王文锋自掏腰包20万元贴补这次共识会议却是真切地让这份共识声明带了些慈悲情怀。
“牛津共识”后再次反思这份“共识声明”，各派学者对派别之间的分歧与共识又有怎样的认识与评价呢？FT中文网就此采访了“牛津共识”文本的四位发起人秦晖、黄纪苏、陈明、何光沪以及学者许纪霖等。
何光沪，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基督教代表人物之一）
各个派别对中国问题的“病根”的诊断是不一样的。
新左派认为病根是资本主义，甚至有些人很不客气地说是改革开放和全球化，导致了中国的矛盾。自由主义正相反，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病的原因是旧的体制和“文革”为代表的集权体制在继续起作用，权力干预市场公正，从而造成社会负面现象。新儒家认为，是因为传统文化被破坏得过于严重；研究基督教的在这方面与新儒家比较接近，认为传统道德被破坏，宗教信仰被扫荡至少是社会道德滑坡的部分原因，也有很多基督教学者赞同自由派对政治经济的问题的看法。新左派开的药方是：恢复国家管制经济，主张平均，用行政手段来解决问题；自由主义则主张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让市场来解决问题，消除由于政治权力开预带来的不平等，主张自由平等的竞争。新儒家和基督教的学者则认为应该重视文化的问题，主张信仰自由。我个人觉得自由主义的说法比较有道理。
我从一开始就全力支持“牛津共识”会议，这对学术界很重要。20多年来，中国学术界分化得越来越明显，问题越来越尖锐，对社会问题的形成原因和解决方法都有不同的意见。因为看法不同，相互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再加上少数人写文章意气用事，不同派别的人陷入争论与纠纷之中。这种无休止的争论与纠纷不仅会让外界感到困扰，而且也会让执政者失去倾听的兴趣与耐心。中国目前的矛盾很尖锐，但从根本的道理来说，并不是非常艰深，并且各个派系都对中国有个一致的判断与共同的希望。中国的领导人应该看到这一点，中国不同立场的知识分子，在一些问题上的基本判断是完全一致的，都有共同的主张。
陈明，《原道》主编（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
在多元的现代社会，由于价值立场和学术背景不同，思想和思想界存在分歧是自然、正常甚至必要的。90年代以来左派、右派、儒家以及其他各种思想流派的出现是社会空间得到拓展的产物。但是，思想的差异应该与意识形态的差异、政治的差异有所不同，不应该变质为话语权之争，也不应流于意气之争。
有人说“牛津共识”内容稀薄类似“底线共识”，我觉得应该积极地看成基础共识，即它是可以作为起点往前延伸的。虽然会议上各家思想分野清晰，但也看到各派的问题意识与思考维度开始被相互间考量吸收，从而使得各派的思想光谱或构成变得丰富厚实。如果再聚首的话，我会提国家建构与国族建构的问题，并坚持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起点和目标。家国情怀，天下责任，在儒家这里是统一的、中庸的。自由派只讲个体和天下；新左派只讲党、国或党国；基督徒当然更是所谓普世主义。我认为儒家思想可以为其他各派提供一个结构性的基础平台。
黄纪苏，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新左翼代表人物之一）
思想界的分歧首先当然是实际社会分化和冲突的反映，一般情况下，社会现实什么样，它大体也什么样，不可能出入太大。其次，思想界并不仅仅是个被动回音壁，也是一种能动的社会力量，往往独立于、甚至异化于社会现实。思想界应该以自己的道德情怀和理性水平引领现实向上向善，而不是比现实更不堪入目。思想界近年来有些所谓的“左右之争”，只认圈子、不讲是非，虽然一个个振振有辞，实属流派向帮派的堕落，酷似文革时期“大喇叭”、“牛屁股”之类流氓团伙的街头斗殴，跟“思想”已经八竿子打不着了。这虽然不是现今思想界的全貌，但的确是值得警惕的趋势。
但愿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下次聚首之前能变得独立自主一点儿：右边的别护膝文胸似地跟大富豪贴那么紧——看有些教授和资本家在微博上打情骂俏，岂但“公领域”“私领域”不分，连是男是女都看不明白了；左边的也跟“大大”多少保持点儿距离，别弄得跟贴身保镖似的，比焦大都不如。这样双方或许能在民生和民主问题上真能取得一些称得上“共识”的共识。
声明里的“面对中国和世界的大变局，任何一家一派的社会思想都是有局限的，一个可爱亦可信的未来社会蓝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才能完成”，这段话是我提议加上的。社会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其实哪种社会思想都有一定的现实和未来合理性。中国的未来的健康发展，需要整合这些或同或不同的合理性，我想这也是包括此次会议在内的思想行动所应追求的一种“共识”吧。
秦晖，清华大学教授（自由派代表人物之一）
“牛津共识”这件事是有一点意义，但仅就这个文本而言，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这个文本讲的都是一些几乎是人人都可以同意的话。但这至少可以说明，不管是主义上的左右，还是文化上的东西，这些人都是可以坐在一起的。当然，坐在一起是个开始，如果我们能够沿着这个方向，把共识进一步地探寻下去，那可能将来会有意义。
我还有一个意思是，除了左右中西以外，今天的中国要讲共识，还有一个是“上下”的共识。但这是我们不能承担的，因为我们这些人不上不下，既不是高官显贵，也不是劳苦大众。老实说，即使是中层，我们也不能说代表了谁。我们每个人都只能代表自己。比如，据说我是自由主义者，但其他的自由主义者会不会同意我代表他们呢？写这个文本，只要没有别人委托我，我都不敢说自己能代表别人，我们都只是代表自己。只能说，写这个声明的这些人中包含了左右中西的人，但你不能说他们代表了左右中西的人。
但是目前这个文本，意义并不大，只是这个行为比较有意义而已。如果要说我们各派别之间有最大公约数的话，现在这个文本肯定不是最大公约数，它只是个公约数而已。怎么把这个公约数做到最大，这可能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作为此次“牛津共识”的积极参与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则把中国思想界的这个事件放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进行评价和考量。他说：“‘牛津共识’的意义不在于达成了什么共识，而在于各家各派能够坐下来，有意愿去寻找共识。中国政治最大的问题是彼此之间不信任。晚清时，革命派和立宪派相互之间争吵不休，互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持续到民国，国民党和进步党也是争吵不休。‘牛津共识’的意义在于，在寻找共识的时候，大家都能去了解对方，知道对方是怎么想的，从而不会产生误解。哪怕达不成共识，至少会有一种基本信任。有了基本信任，才有可能对话，达成妥协，否则只有敌意和误解。而这种敌意和误解多了，很可能会出现像埃及那样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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