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国顺：“书痴”的“痴”字遗传(转载)
“书痴”的“痴”字遗传——爸爸的书法精神身教了我们
人世间的许多事，真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远看越清晰。
我对爸爸的书法、尤其是对爸爸的为人处事，也是由不解甚至误解，到模糊、半理解，再到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理解，并对儿少时的误解感到深深歉疚。
小时候对爸爸的印象只有四个字：“写字”和“喝酒”，爸爸从早到晚、甚至到深夜就是提笔蘸墨，写写写……稍有点空闲就端起酒盅，喝喝喝……好像完全不理会年过八旬的奶奶挪着小脚颤巍巍地爬四楼，全家八口终日挤在一个三角形只有小天窗的偏厦子杂物间那种艰难困苦；好像压根没看见辛辛苦苦伺候全家的妈妈每到二楼好婆家借钱时，那种欲敲不敢、伏门听音、再三徘徊的羞容窘态；好像完全不在乎正上中小学、天天吵着吃不饱饭的五个孩子面黄肌瘦的破衣饿相；就知道埋起头来写、写、写……就知道眯起眼睛喝、喝、喝……
令人不解的是，家里穷到常揭不开锅、常举债度日的程度，穷到全院“最穷一家”的地步，爸爸给别人写字却常常不收钱，或不收礼只收点酒，即使收钱也只收一点点。更令人生气的是：几次家人提出要提高点润笔费时，都遭到爸爸的严厉呵斥，甚至有几次求字人自己提出要提高润笔费时，也都遭到爸爸的坚决拒绝。这不是地地道道的“傻爸爸”吗！
爸爸解决家穷的唯一办法是天天往家里拿美术厂的加工活：在锦旗上用金线绣字，俗称“圈旗子”。妈妈首当其冲带着五个孩子一起上阵，“圈旗子”活儿永远是特急，全家几乎天天挑灯夜战、甚至通宵达旦地挣点极辛苦钱，但仍是严重入不敷出。倒是五个孩子不分男女都学会了拿绣花针，都有多年的在花呈子上上下翻飞的“绣花”历史。
小时候的我在心里常埋怨爸爸：尤其是看到大商店柜台里的俄式列巴圈、俄式红肠、俄式格瓦斯饮料……那浓浓的香味诱人直流口水。我整个童少年从未尝过一口，也知道自己无权尝，也就再也不敢进大商店。上中学时带午饭，许多高干子弟的饭盒一打开：嚇！蒜苔炒肉、鸡蛋炒饭、红肠面包……香溢满室，我赶紧捧着自己的窝头咸菜躲在校园大树下默默吃，心里涌起一丝淡淡的怨：我爸是个只会写字不会赚钱的“穷秀才”。
记得爸爸做过一次和“穷秀才”形象绝对出格的一件事。那是在饿死许多人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全民挨饿时期，全家八口人上下顿全吃树叶和甜菜渣滓，偶尔吃顿苞米面稀粥那就是最丰盛的“宴会”，记得妈妈一勺勺给奶奶和五个孩子分粥，一次次“咣咣咣”地刮粥盆，每一轮次分粥妈妈的碗都是空的，长年下来妈妈饿得全身浮肿，腿一摁一个大坑。那刮盆的咣咣声和妈妈浮肿的腿坑至今还清晰地复印在眼前耳畔。全家已濒临饿死的边缘了!只会写字的爸爸也被逼急眼了，拽着极不情愿的我到城高子农村去溜土豆。高度近视的爸爸大哈着腰，用小铲子在农民已溜过几遍的土里翻找，当时正任小学大队长的我觉得这是极丢人的一件事，但父命难违只得跟在爸爸后面，像做贼似的一垄垄一片片翻找了大半天，终于挖出小半袋子土豆，可以够全家改善好几天伙食了，爸爸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可这时突然跑来两个黑脸大汉，一把夺下爸爸肩上的面袋子，挥拳大吼道：“这是我们公社的地！你们敢偷公社的集体财产！”秀才遇到了兵，爸爸吓得连连道歉，灰溜溜地往家跑，连面袋子都不敢要。从此他再也不敢有此类非分之想了，从此他更是一言不发地写，闷声不语地喝了……
现在回想起贯穿爸爸一生的“写字”和“喝酒”，我深深地理解了他的全部苦衷：爸爸就是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最普通的老百姓，他的一支毛笔承受不了、也无力改变自己眼前无穷无尽、无解无改的生活难题。他不懂经营、不会交易，甚至耻于用自己酷爱的书法艺术去交换什么。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何处有乐唯有书法。对于爸爸来说喝酒是一种麻醉，写字也是一种麻醉，而且是他另一种更愿意的麻醉。他一定是十分愿意醉在自己的世界里，醉在自己的书法艺术里，因为现实全是苦难，而书法艺术里有他的创新快乐、有被人求的满足感、有被众人夸赞的成就感——这些心理感觉是当时所有人，甚至连家人也读不懂的一种苦衷。于是爸爸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写字、喝酒，醉在酒里、醉在书法里、醉在自己的世界里。“醉”——是那个时代普通老百姓最普遍、最简单、最无奈的躲避、麻醉和自慰。
至于作为父亲角色的家教，现在回想起来，爸爸好像没有什么堂而皇之的家教，妈妈不识字更没有什么家教大道理。但爸妈有一个一致的最简单的思想一直在灌输我们：上大学，有学问，才有出息。行动上，如果那个孩子面临考试，则全家为考试者让路，“圈旗子”可以少圈，甚至不圈。爸爸也没有什么言教，记得唯一的一次也是印象极深的一次言教是：爸爸讲自己小时在膝盖上练字，走到那划到那，竟划破一条裤子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真切感受到了这种“划破裤子”的苦劲，感受到了一个不折不扣“书痴”的所有“痴”字身教：爸爸无论春夏秋冬天天在单位里挥毫，回家又接着泼墨那种无怨无悔的韧劲；为完成临时急活儿经常挑灯披衣、深夜挥毫，即使卧病在床也像战士听到冲锋号似的翻身下地、提笔上阵，那种一往无前的犟劲；一提起笔就旁若无人、忘掉一切，凝目聚神、运足全力，颗颗汗珠顺颊而下的那种认真劲；不为钱多钱少而写字，甚至不为有钱没钱而提笔，那种一心为书法艺术的痴劲；每时每刻月月年年都在熏陶着、教育着身旁的子女，这就是大于任何言教的身教！这就是远胜于任何课堂说教的耳濡目染！这就是爸爸专为五个子女上的“小灶”“痴教”！正处于人生观形成时期的五个子女天天接受的是这样的身教，那绝对是正影响、正激励、正能量！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五兄妹身上都有“书痴”爸爸“痴”的影子。记得我很小时偶得一两分钱，都舍不得去买诱人的列巴圈，而是去东九道街东北电影院旁的小人书铺里，一分钱租两本小人书，看得比吃列巴圈还香，就这样我看了好多年，看了许许多多小人书。到小学三四年级时我已经开始看《苦菜花》《三家巷》等长篇小说了。小学当大队副、大队长，中学当学习委员、班长，从没让父母在上学问题上操过心。极其刻苦读书的大哥国兴先放了颗中考“卫星”——考上了全省最著名的学府哈三中，当时在全院就像中了“状元”。第二年中考发榜时，班主任张同乐老师让我陪着挨家送全班录取通知书，张老师故意卖关子，送了一整天竟对我一字不露。黄昏时终于拐到东风街29号，只见爸爸一个人低着头抽着烟，在大门口焦急地踱来踱去，我知道爸爸在大门口已经苦苦等了一整天了。张老师把我的录取通知书直接递给爸爸，爸爸的眼睛贴在那张纸上看着看着，手剧烈地抖了起来，脸笑得像开了花似的。这时张老师才对我揭开谜底：“祝贺毕国顺同学考上了哈三中！”“三中冲击波”瞬间波及全院：爸妈一定是听到了许多这样的赞美：全院最穷的老毕家两个孩子考上了三中！后来才知道“三中冲击波”竟轰动了东风街整个一条街。再后来直到48年后的2012年，同院的罗卫平（退休前是上海的大法官）在深圳对我说：“你知道不？就因为你家两个上三中的，我爸（罗明哲是黑大中文系主任，曾任哈尔滨市教育局副局长）给我和建平一人一个耳光！说：你们好好学学老毕家的两个孩子！”可老毕家这两个孩子学的又是谁呢？从读书的刻苦劲上说，遗传的肯定是“痴书”爸爸的“痴劲”。
爸爸对书法的“痴爱”“痴劲”，那种“痴基因”是绝对遗传的！试想，一位家长每时每刻长年累月地在孩子面前旁若无人地书写、不计得失地痴爱、无怨无悔地追求，那种一往无前地痴忠中国书法的精神就是一种特殊的“痴教”，这种“痴教”的传染力是潜移默化的、是烙在心底的、是不容置疑的、是跟随一生的。这种“痴教”就是用身体力行告诉子女们：在我们这样没有任何背景的一穷二白的家庭，要想过好日子、甚至想出人头地，唯一可靠的是自己，靠自己才能强大起来！但怎样强？唯有“痴”才能痴出能力和业绩来。果然，有“痴爸”必有“痴子”：大哥国兴应该算是“教师痴”，他凭借自己的能力杀回哈三中任数学高级教师，退休好多年了，仍有一些家长慕名送孩子登门辅导。我和弟弟国昌应该算是“记者痴”，都是自己凭着能拼能搏当上了《黑龙江日报》和中央电台的记者，又不断地再拼再搏都被评为高级记者，都在全省颇有名气，被称为“毕氏新闻双雄”。
而我对爸爸的“毕体”书法有了一些认识是从“文革”开始的。一次路过哈尔滨市政府，突然看见市政府的大牌子换成了“哈尔滨民兵独立师”，那耸肩露峰、刀砍斧凿、浑厚刚劲、大气磅礴的八个大字，一看就知道是独特的“毕体”书法。我站在匾前心里默默描摹着那斩钉截铁的一笔一划，心中油然升起一阵阵自豪感，真想向别人炫耀一下：“这是我爸爸写的！”但“毕宝忱写的这块牌匾”如果我们现在不说，可能今后仍极少有人知道。还有一次，爸爸送我和几个兵团战友回嘉荫独立一团，爸爸承受不了五个孩子四个下乡的悲惨现实，一路低着头老泪纵横，送呀送呀一直送到哈尔滨火车站，一位战友想打破这悲凉僵局，突然指着“哈尔滨站”四个大字喊道：“毕叔！你看——你写的站名多好看！”爸爸抬起泪眼看着自己写的四个大字竟破涕为笑。“哈尔滨站”四个大字下天天人流熙攘，虽有万万千千人曾仰头看过，却极少有人知道这是“毕宝忱写的”。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在哈尔滨大街小巷中穿行，经常可以看到省市机关、商店学校、文化娱乐场所悬挂着“毕体”书法的牌匾，无人统计但数百上千块总有了，在四十余年的时间跨度上，“毕书”早已经成了哈尔滨市大街上的一道风景线。但在那个“严禁追求个人名利”的愚昧年代，“毕宝忱”这三个字从来没有公开亮过相。当时只关心政治运动的人们压根儿也不会问：这么好看的字是谁写的？再后来，“毕体”书法牌匾竟随着城市改造的极速变化而一块不剩、一无所留，即使在民间能留下几张和牌匾留念的照片，人们也绝不会去想这牌匾的书法作者。“毕宝忱”这三个字和他的“毕体”书法就这样在这座城市被快速地消失了、遗忘了。
幸亏，我和弟弟国昌还算有所认识：知道爸爸的字好看、独特，看到天天那么多人求字，我们为什么不留下几本字帖作纪念？可怎样调动爸爸的写字积极性？我和国昌都想到了用北大荒酿造的流上白酒上贡换字。爸爸喝上二两后立即精神大振，写唐诗时也许是酒助豪情、墨兴大发，笔走龙蛇纵情挥洒，常常是一首诗写完楷书又写行书，兴犹未尽再写草书，所以爸爸的唐诗书法写得最好。写我的《南游记》旅游诗时，因小32开尺幅所限，毛笔甩不开架儿，但爸爸凭其深厚的书法功力却也写得轻快优美、收放自如，尤其是爸爸应我之求写下4帧竖幅书法，这是全书唯一的珍贵的竖幅书法。爸爸写的更多的字，是他心中所想、所思、所挂念的，笔随心行、信马由缰。比如写我们下乡的地方，写我们的工作内容，以及当时最流行最热门的词汇。真是想到哪写到哪，想到谁写谁。字里行间都浸润着他的思念、他的情感、他的挂牵。正因为是自由发挥、信笔挥墨，爸爸这些字都显得挥洒自如。从容不迫、潇洒酣畅、大气豪迈，尽显“毕体”书法之独特之美妙之阳刚之大气。
后来，我带着爸爸的两本字帖南下深圳。在南北文化的不断撞击中，在利用记者身份走遍中国的文化朝拜中，我仰视拜读了中华五千年许许多多绝顶精湛的好书法，但从未发现有“行楷带峰”的书法（也许是孤陋寡闻），心中暗暗升起一丝敬意和些许快感：“毕体”书法是独特的！是爸爸的首创！后来文化大发展了，书法时髦了，泥沙俱下了。我每次参加书画笔会，都有意无意地将相机里的“毕体”书法给识书的人看，许多人都十分惊异：你的字写的好呀！露一手、写一幅！我自知字拙从不出手，慌忙解释：“这是我爸爸的‘毕体’书法。”
再后来，水写布出来了，我竟一连买了十几次，给自己买、给朋友买、给哈尔滨亲人买。2012年夏回哈兄妹五家聚会时，我提议五兄妹都在水写布上写几个字试笔。我写的是：毕宝忱“毕体”书法研讨会。写后我郑重其事充满感情地说：“爸爸留下的‘毕体’书法是留给毕氏子孙的一笔文化财富，做儿女的没有理由也不应该不继承这笔遗产。我送给每家的水写布，就是希望家家更多地练书法，不仅自己带头练，更重要的是要督促儿孙练。希望能把‘毕体’书法传下去，尤其是要把爸爸一生痴爱书法的中国书法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变成毕氏后人的人生态度。”
在回深圳的南下列车上，我细看相机里国昌珍藏的“毕体”书法字帖，一幅幅一帧帧，爸爸提笔泼墨、伏案疾书的神态叠印在书法图片上。突然，脑中电光雷闪似地蹦出一个极其坚定的念头：抢救！出书！到时候了！再不抢救我们将无颜面对九泉之下墨海一生的父亲！再不出书，如此优秀的“毕体”书法将中断在我们这一辈手中！岂不遭毕氏后人扼腕痛惜甚至责骂！我立即向兄妹四人发出倡议：立即动手！给爸爸出一本书法集！
爸爸生活在自己的书法世界里，快乐在自己的墨海艺术里，痴醉在自己创造的“毕体”“毕书”中，活了一辈子！痴了一辈子！醉了一辈子！活得好苦、好累、好无奈！但也肯定是好快活、好享受、好知足！
因为，他毕竟为子孙留下了“毕体”书法，毕竟为后来人留下了他自己书写的一段中国书法精神！
爸爸，您可以安详地闭上眼睛了！
次子毕国顺 敬上
2013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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